我的精神分析手记
来源:成都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  作者:管理员 日期:2013-06-22 浏览:162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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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下午三点跟霍老师推荐的精神分析师见面。

 

    精神分析,一个看不到尽头的泥淖。虽然我很想用一个漂亮一点的词,譬如海洋、天空、甚至后花园来形容它,但离淖这个词似乎更能表达我目前的复杂感受:震憾、畏惧、迷乱、好奇,还有些许挑衅。

 

    按门铃后很久有人应声。成都的楼盘有一样的通病,同一层道里还有七拐八拐的无数机关,不象昔时南京,电梯出来就是通道,然后彼此两侧,干净利落。在等门的时间,我想熟悉地形,却成了不断撞墙的飞蛾。她应该三十大几,瘦小,白皙,宽阔的额头,精神的发髻,还有窄框黑边眼镜。碎花上衣,白裤,高跟尖头凉拖,米色带点哑光。我很仔细地打量了她,一为验证我对职业女精神分析师装束的想象,二可据此推测这个可能会给我做分析的女人的个性。房子是私人住所,有家的痕迹,但刻意的味道更多。

 

    没来得及观察,她径直领我进了一个房间,关住并上锁。我有两秒钟的惊悸,想这也是设置所需?若一男精神分析师也须如此?房间不大,写字台、单门书橱占了一半,另一半留给了经典的自由联想道具——躺椅以及茶几和另一单人沙发。我们俩都坐了沙发的前1/3,我出于礼貌,她出于倾听,亦或同样的礼貌.

 

    我说我对精神分析及自己都想有更深的了解,于是就来了。她说具体说呢。我说具体的东西可能放到以后说更适合。我们的谈话不甚精彩,自然会忘掉,不过两个地方我记住了:

 

    一,她喜欢反问,但没有刁钻的意思。我事后细想,这应该就是精神分析的特色。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对精神分析而言,个人的悟性比什么都重要。之前我自报家门,她说我们要见一面,以确定我是否需要做精神分析以及我们是否有一起工作的可能(她管分析这档事叫两方面的一起工作)。十分钟后,我问她对我及我们一起工作的可能性的看法。她反问,你觉得我对你的态度是很开放的悦纳了还是别的?我笑,我觉得你对我挺有好感,不知道这是否能称做移情?她思索片刻,其实移情在精神分析看来是治疗的关键,未必不好。有点答非所问。

 

    二,我问,整个分析过程都是我一个人的絮絮而谈吗?是否在结尾或合适的某一刻,分析师会给我以点拨。就像佛门弟子禅定,师傅一语道破个中纠结,于是弟子悟得精髓。她说,或许未必是击中了什么,而是打破,拆散。比如你一直被缠绕在一摊水草里动弹不得,分析师打开这个僵局,给你一定自由,这时,你再动就会顺利很多。这使我想到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分道扬镳。前者对梦的解释常常是客观层面的停留,将梦“打碎、拆散”,以还原成对某一具体外部情境或对象的记忆;而荣格以为,做梦的人才是所做之梦的全部原因。所有梦的细节都是主体没有意识到的自体意象、客体意象以及自体与客体意象之间的关系模式。所以,他往往“放大、补充”,力图充分扩展一个梦的复杂内涵。

 

    最后我没忘掉一个我一直耿耿于怀的问题,分析师和分析者除了工作关系,再也不可以是其它关系了,比如朋友?哪怕结束以后?她很坚定的点头。我有点憎恨她的坚定,就像我憎恨心理咨询或精神分析如此不人性化的规定。或许这样的苛刻是对的,涉及了其他更深的牵扯之后,人性就无法若神明。只是,我不相信,她或他,任何一个分析师就从没有对某一个分析者有过一丁点的动容或欣赏或厌恶,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咯噔。人性根本是规定不得的。就像六祖惠能撤销只有禅定方能得佛性的规定,并不是规定了的就肯定能做到,也不是不规定的就肯定无法做到。惠能说生活处处有佛性,关键是修炼得悟的心。那么,分析中成不成朋友本无需强求,重要的是分析师自身的内力。

 

    中途几个电话,有人约见。据说,考川大精神分析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事先必须做过个人分析。所以,成都精神分析的繁荣也是有道理的。呵,玩笑。

 

    四十分钟后,我走出那栋楼。对弈需要棋逢对手,就算输也会输得痛快。做分析一样,若无法道魔相抗,又有何值得分析呢。

 

(二)

 

    川大一帮执著于精神分析的人自称“成都派”。不清楚除此之外是否存在声势浩大的其他派别,若有,何异之有?

 

    成都派的理论基石延续了经典精神分析的语义学倾向,认为言语结构的不同反映了内在思维方式的不同,也就是有不同的人格基础。霍大同老师要求他的学生对不同的语词像造字那样细细拆散再剖析,并自省说他也会一直坚持这项家庭作业。显然,他们认可这是一条通往理解潜意识的有用捷径。

 

    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语言哲学家。为了推翻对成都派这种理论的怀疑,我找了他的理论来读。早年,维特根斯坦认为名称与事物一一对应,所名即所指,有具体的确定的对象,因此有具体确定的意义。他用一个名词即对应一个实体的语言特征学来证实自己,但又发现一旦超出名词范畴便无法自圆其说。实际上,在我们对语言的日常使用中,谁也做不到把语词仅仅限制在有名称对象存在的专有名词之内。哲学不是用来制造理想的生活,而应该反映并提升生活的理想。所幸,维特根斯坦是一个批判意识强烈的人,在他的后期思想中,他迅速否定掉早期的观点,力图把语言的意义问题带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中去考察,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语言之语意就会在人们的实际使用中呈现出来。有一种语言哲学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和本质主义倾向,认为说一句话就要为话中的每个词想像某种东西,这时说话的人一定就是在意指什么。而意指的背后一定有某种物质活动,如果找不到这类所谓的本质,就会认为是某种精神活动。维特根斯坦嘲笑,“凡是在我们的语言暗示有一个实体存在而又没有的地方:我们就想说,有个精神存在。形而上学家进而又会创造出一个精神世界来代替那个找不到的物质存在。”

 

    这时,我本想自我推翻掉的怀疑更深了。我们谈论世界,语言的使用形式(非内容)更多是无意识的不加思索,这个过程应该是在语言的心理过程之先或至少同时。“下午我们去打球”和“下午去打球,我们”是否就直接投射了两个不同说话者的内在人格特质?或许,习惯的影响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很多人学了日语后,会不自觉地改变一贯的说话结构,比如“能不能把她的电话给我”,而不是通常人们说的“能不能给我他的电话”。如此,这个在中国境内学了日语的人是否就等于发生了人格本质的改变?不同情境下同样的语词带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从语境出发动态地观察语言的使用。这是侧重对内容的分析,而非形而下的结构。基于对自己前期理论的批判性分析,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说。所谓“语言游戏”实际上是把语言比作游戏的比喻。“我将把由语言和动作交织成的语言的整体称为‘语言游戏’,不但通过相似性而且还通过差异性来显示我们语言的事实真相”。语言的用法具有实践性和多样性,它又和具体的生活形式、文化风格密切相关,这样一个博大的运用领域,字词本身的结构或语句各成分的排列方式究竟能多大程度地体现其研究的价值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似乎早有点化。

 

(三)

 

    川大东区绿阳村。是跟霍大同老师约定见面的地方,推测也是他的家。川大真叫大,不同院系、不同功能楼、哪怕学生宿舍与浴室之间距离最近的也有一二里路,隔过七八条宽阔的柏油路。想起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各房妻妾的府邸也是相隔甚远,升灯的差人得到命令后都要跑得脸冒热气,那是老爷家族派头的象征,同时也为了少是非,得耳根清净。可能西部土地广袤,每一处建筑,不管什么功用,连一个理发室或移动营业厅之类的都盖得张牙舞爪,探头探脑。相比之下,越加怀念随园的灵秀隽永。那真正是一个催发灵感、拨动情愫、小巧精致的私家后宅。校内三轮把我拉到深深一片翠绿的小区旁,说就这了。就是这了,还又继续折腾了十多分钟进入翠林深处,再拐四五个弯,终于见到绿阳村字样。这片房子年代久远,外墙都脱落得班班驳驳,象一个患了白癜风的孱弱老人。翠林本是美境,可在这里却阴气逼人,不觉心生寒意。好象那林子到处都藏了双眼睛,冷不丁就会被我撞见,白底黑瞳,敌箭飕飕。一栋、二栋、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老天,七月的季节我却一身鸡皮疙瘩,只想加衣。面前是一个门洞,再往里有木梯拾阶而上。铁门百无聊赖地倚着墙,门头赫然挂着一块砖那么大的铁皮:绿阳村革命大院。墙皮落了一地,和碎砖石一道幸灾乐祸地看着我的惊竦。墙上三三五五帖有写着字的纸,已被风雨打得面目皆非。我想凑近点看,希望有张订奶单,好歹算是现代生活的气息,却不敢,怕随便哪张纸上落有“救我,我冤枉啊我冤枉”的批斗痕迹。没有到约定时间,我站在想象中爬满冤魂野鬼的发霉旧楼下,数自己加快了的心跳。进去,上楼,虽然每一步我都尽可能的轻,还是听到嘎吱嘎吱的落脚声。我不时猛回头,总觉得有个人身影影绰绰,在阴暗中顾自狞笑。做不做了?还做不做了?

 

    每周来这里三次,每次都会惊魂不定,我怕自己什么都还没悟到就已经分裂光了。三楼,走完楼梯就是19号,霍老师的家。我没敲门,我什么都预计了,就是没料到会在这样一个氛围下拜访国内精神分析第一人。坦白说,这片宅弟更像是囚禁精神病人的笼子,并且是缺乏现代医学支持,仅仅依靠什么基督教会的救济赖以维持的那种。我一次次的深呼吸,更深呼吸,试图剥离这些不良的主观联系,却那么难。楼梯口那端有一老式铁窗,很高,踮脚使劲扒着都看不到窗外。通道尽头有另两户,却铁锁紧闭,落了层深灰,是人去了还是人一直被关着?我连连后退几步,想若哪扇门吱扭声开了,我情愿立即死过去。

 

    六点差两分,我敲门。其实装有门铃,按,没声。两次,霍老师出来,比我去年在课堂上或在网站上见到那个人的差远了。我当时的日记这样写道:“霍大同,真的是人如其名,有种不由分说的气势,咄咄逼人之间又清晰可见一种仁义。精神分析就该由他扛大旗,也只有他扛。他和弗洛伊德那么近。”现在,当我们换种情境换种身份去审视彼此时,光环原来会那么容易的消失。他比彼时瘦削,多了落拓,少了矍铄。对着大门的依然是条窄道,很暗,看不清任何东西。靠近门有个小房间,有灯亮着,他示意可以进去。房间布置非常简单,一面墙是书橱,并排着他的靠椅,其次长条书桌,然后是分析者的躺椅。一盏昏黄的台灯了无生趣的挺着脑袋,没有植物没有字画没有空余的地方,我们是唯一的活物。对面坐下,他问为什么想做精神分析。我说,想了解它和自己。我们数次沉默,因为他让我举例说明。我说,老师,我没法举例,如果能举出明明白白的例子,我都清楚自己了,就是很多时候那只是种说不出的感受,大体有具体则无。不过有一点我知道,我一直不快乐。他常常点头,我也终于体会到点头的真正含义,并不是说他懂了你什么,只是表示他在听,并有兴趣听,你可以继续琐碎下去。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探讨我为什么要做精神分析,五分钟坐到躺椅上体会所谓的自由联想,其时我脑中除了惊惧外一无所有,最后五分钟交代费用、时间等规则。他的时间感很强,二十分钟后,我离开。离开19号,离开三单元,离开绿阳村,我重返人间,春色依旧满园。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俗不过如此。一样喜欢温暖熨贴的生活,一样眷恋扰攘的尘世,就连路边有两个人在吵架那一刻都觉得亲切。或许,我要的不过这些。四点思考:

 

    一、精神分析的本质究竟以何为目的?彼时维也纳,社会禁忌严格,性爱观念伪善,人人自闭以求自保。而此时的我们,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都变了。我们提倡自我,强调个体价值的最大实现,我们都知道潜意识,都知道自己潜意识里的欲望和诉求,也都知道承认潜意识并非逆天行。那么,再去挖掘它,重现儿时创伤,又有多少必要?其对岸就是人格圆满吗?这二者之间又有必然的推理吗?从弗洛伊德开始,直到后精神分析学派都坚持这些理论基石,但是否就真是如此?

 

    二、精神分析的中国化是不是就必须延续经典派的老路?躺椅,自由联想,沉默等待,动辄五六年的周期,真的就适合这个社会以及社会中的我们吗?若它是好东西,就不该享以小众,冠之阳春白雪;若要光大之,是否必须改革?改革不是要放弃,而是为了更好的得到。

 

    三、弗洛伊德是在诊所、在临床意义上做精神分析,患者(注意弗都是用“患者”这个词)首先对医生有先在的认可、信任和放心。移植过来,之前一种让分析者信服和尊崇的氛围不可缺,客观环境、分析师个人气度都是体现。绿阳村给我的切身体会是最好的例证。在那种惶恐不安的阴影里,我不敢闭目思过往。不是怀疑分析师的人品,对不安全境地的抵触是人之本性。精神分析什么都能看透,为何独漠视了最本质的东西。

 

    四、我不清楚是霍老师淡薄世俗享受之物,还是精神分析一直在向他索求而没有施与,如果做精神分析就等于走如此清苦之路,那我要向所有坚持和准备坚持的人们深深致敬。

 

(四)

 

    梦见重回毕业分别前的场面。

 

    很乱,每个人在收拾行李,到处都是箱子和编织袋。我的爸爸妈妈好像也赶过来帮忙,说我的东西太多了。我整理得大汗淋漓,有点烦,不过很快,我就忙完了,轻松地站在一旁。跑到实验室,遇见好几个同学,又上一届已经毕业了的季春梅师姐,其他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随便聊了两句,然后她们准备走,我拉住她们说,记得联系,还有你要好好的。对每一个人我都说了这两句,但离情正浓,比现实中苦了很多。同学不仅仅是研究生时的了,夹杂了一些好像是高中或大学的,有一个还发生了点细节,但现在已经忘了。

 

    理论上说,我们每个人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只是记得不记得的差别。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很少能记得梦,一直这样,就像根本没有做过。当时宿舍里有个女孩,每天起来后都兴致勃发地描绘她的奇怪或美丽或好玩或惊恐的梦,我每每听得入神,也严重艳羡她,觉得她比我多活了一次。我曾经想精确地计算一下梦可能发生的时间、它的周期及本身延续的时辰,妄图可以通过人为的算计来使自己也能记住每一次的梦。没有梦可说的生活百无聊赖。

 

    精神分析强调对梦的叙述,这是自由联想的关键点。醒来赶紧跳到桌前,虽然不甚精彩细节也已模糊,但算是难得记住的一个梦了。

 

    昨天是正式进入精神分析的第一天。很烈的太阳,把那栋鬼影绰绰的小楼照射得坦荡了很多。20分钟,四个五分钟,而五分钟,更是人们经常脱口而出,意识中不算时间的长度。我在硬硬的躺椅上做所谓的联想。木质椅是我最不喜欢的了,无论换什么姿势都无法做到舒适,除非在四周所有能碰到身体的地方都裹上厚厚的棉垫。我尽量让自己忘掉身体的不悦,但我相信我肯定没有完全放松。断断续续,我讲了些话,是那一刻浮现在脑中的东西,但是,我也回避了一些确实浮现了但我有所顾忌的东西。不知道霍老师能否感觉到,或者作为分析师的他对此已有所准备,策略上或心理上。很快,他提示我可以起来,付费走人。我有疑惑已跑到嘴边,他很仁慈地把它们堵了回去,“下次说”。有点怏怏,还有点小怒,但只能遵守游戏规则。

 

    每年一百来次,每次20分钟,合计一年三十多个小时的如此精神分析,其目的旨在实现来者人格的重塑以至圆满。越四顾,越心虚。一问分析者的耐性,他(她)面对此种玄虚有多久的配合能力;二问分析师的心智,洞察人情体恤人性皆属大而化之,都是伤口却未必有同样的伤;三问人格自身所具有的成长潜势是不是足以代替如此高深莫测的所谓分析。

 

(五)

 

    去川大听某法国精神分析家的讲座,霍大同老师现场翻译。

 

    一个魁梧壮硕、颇具风范的法国男人和一个相形之下短小孱弱、略显被动的中国男人同搭一台戏,对于台下的我们而言,戏的好坏,他们俩一样重要。精神分析和雪茄的唇齿相依,从弗洛伊德开始就被昭彰天下,这里的两位男人同样未能免俗。眼神冷冽,表情深邃,眉头微拧,嘴巴紧闭,再不忘指间吐着寂寞青烟的一根雪茄。

 

    我不懂法语,这个号称是全世界最优美的语言听起来像从晚期喉癌病人嘴里奋力挣扎出的不连贯发音,总带有那么一点会刮伤喉道的硬度;而川话就更无法评价了,女人说出来嫌不够柔,男人说出来又怪过分柔,我同样不懂。于是,在薄烟轻缭的教室里,在青草地的幻觉里,我尤自游走,好玩地比两个男人的烟圈哪个吐得更好。在比了十次以后,发现一个真理,男人吐的烟圈和这个男人怎样不是正比,至少表面是这样。

 

    课间休息,赶紧借旁边同学的笔记看。一堆重复的理论里突兀着几个挺文艺味的词:异乡性、下坠感,进入的切口。换汤不换药,说的都是弗洛伊德的东西,只不过换了个后现代的名称。拉康不定是个愤青,早年意气扬扬却不得赏识,后发现偈牙聱齿的表述似乎更能标榜理论水准,更受人认可,于是从此处心积虑的纠缠于字词言语之间。所谓异乡性,指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距离,若此为意识为故乡,那么彼即潜意识即异乡。好一个充满文学气息的解释,难怪看这三个字一下想到了昆德拉,不过,似乎没有必要。某些属于科学性质的东西就应该直板,硬是为了什么而借文字刻意渲染,只会落得哗众的可能。

 

    他们讲到了中医,说一个在法国的中医说只要看一个人一眼就能判断出他的疾患。我相信。但又接着说,那么一个精神分析师也是如此,从来者的衣着、神情、语言、行为等方面就可以说出他的异乡性。我不相信。相信中医的洞察其实是相信身体表现的力度和真实性。我们的身体不会撒谎,它不舒服了就很自然地通过合适的方式告诉你,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总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体现。不相信精神分析的判断则是不相信人的坦荡无遮拦。衣着神色表情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社会化了的产物,更多的是超我的印记而非本我或自我,那么,它们究竟多大程度上能说明问题,精神分析师又多大程度上能透过掩饰看到本质?我提了这个疑惑,霍老师不容分说,十年以后你就能看穿,那是直觉;并举了汽车修理师和普通人对于汽车故障的识别差异。我欣赏他的笃定,最起码他能说服自己坚持一个理念,可是,其真理性有多少呢。他的例证对于我的疑惑没有任何证明力,因为人永远不是物。我有点失望他的如此不周密的辨证逻辑。

 

(六)

 

    今天的分析,什么都没有做。

 

    这两天想东西比较多,看了一下午的书后,匆匆赶去。路上感觉到累,脑袋里满满的,身体也是倦倦的,光是下意识的挪动两只脚。在我前面结束分析的那个女孩在下楼,她穿了身挺凉快的短装,我飞快地走神,奇怪在那紧闭的小屋里,她难道就没有跟我一样缺乏安全感?敲门,进门,分析室隔壁的房间这次亮了灯,霍老师就一个人?两道门锁住,我径直走向躺椅,闭眼。试图联想点什么,却恍惚间慢慢滑入梦境。霍老师发出响声,我像受了惊吓样的立即恢复了清醒。我说,今天可能比较疲惫,所以什么都不愿想,大脑在罢工。我又说,这一刻我在想,如果以后我给别人做精神分析,会首先说明来做分析的那天最好别让自己太累,自由联想需要大脑的积极配合,它不活跃,只能枯坐。然后,一直到最后,霍老师说今天就先到这吧,我和他几乎就没再说什么。起身付钱准备离开,我有满心的困惑,看了下他的脸,没有内容,就像我们今天甚至前几天的分析,离开,比约定的结束时间提前了。

 

    想到一个朋友的戏言,就当去看趟夫子庙好了。其实也是道理。没进过城的人或许一辈子就一个想头,去看看别人口中的省城(江苏)一景——夫子庙,虽然在城中的人根本就没拿它当景。来了,一看,真的不怎样,可到底也算圆了一梦。人和人生说到底也就是差不多如此的一场感慨。不过,我还不及那人幸运,看的几次都是拨不开的漫天浓雾,于是就以为等雾散去,阳光出来了,不定会美上天呢,于是仍在等。可是,如果哪一天云开雾散时,我发现仍然是条发臭了的水沟,还要不要再跳下去切身体会一下呢?不跳,我是不是又会幻想,说不定是隔壁什么水源变了质,殃及了它?真的跳了,我又是不是会后悔它的臭,或者根本来不及后悔就已被淹死?

 

    突然间有灵光闪现,似乎想通一个道理。六祖惠能说,佛不是要你们什么都不做,应该去作为,但不可太贪恋太执着于此。其实,他的苦心是,我们得坚持一件事。过程中,若太贪恋太固执于得到什么,往往就会导致无法坚持,因为那最后的得到看起来总那么遥不可及;而一件事情,若有了坦坦荡荡、无所畏惧的坚持,势必总能有所收获,这才是佛所谓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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